导读：元宵节闹花灯的习俗在隋朝前已见于文字记载。据《资治通鉴》一百七十五载：（柳彧）以近世风俗，每正月十五夜，燃灯游戏，奏请禁之。元宵节花灯我们懂，那么元宵节的文化内涵你懂吗？元宵节的狂欢和反叛意识是什么呢？想知道就来瞧瞧小编的介绍吧。

　　元宵节的文化内涵

　　元宵节作为中国盛大的传统节日之一，于众人来说是一个尽情狂欢、释放自我的节日，更是一个祈福祭祀、满足自我需求的节日。

　　元宵节的狂欢意识

　　中国有句俗话：“正月十五闹元宵。”一个“闹”字构成元宵节最醒目、最独特、最重要的符号表征。从语言学的角度看，“闹”首先意味着一种主动性，是人们有意识地做出的某种行为，并希望借此达到某种目的或者某种程度上的自我满足。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闹”是一种社会公众行为，一个人的行为举止不足以形成“闹”的局面，那么要达到“闹元宵”，社会中的某个群体或者某个社会阶层的参与也远远不够。只有特定文化语境下的人群整体性地出动，在特定的相对狭小的公共场域内聚集，通过特定的方式实现日常行为的某种倒置，并以此来集体地释放、宣泄内心的情感和欲望，才可以称作是真正意义上的“闹元宵”。如果非要在今天的语词密林里为其找到一个勉强匹配的词，可能就只有“狂欢”了。“狂欢”一词源于西方，有纵情欢乐的聚会之意，是一种群体性的活动，用来形容元宵的盛况再合适不过。元宵的狂欢是在日落之后的夜晚。这一天的百姓们晚上不像往常那样在家休息，却在日落之后来到街上赏花灯、猜灯谜。重复单调的日子会让人感到禁锢，元宵的狂欢便是对这种单调无味的日子的突破。人们在此期间反其道而行之，追求黑夜里的刺激，追求与平常截然不同的生活，元宵节可谓是一个极具叛逆色彩的节日。

　　元宵节的反叛意识

　　在中国古代，元宵节是对宵禁制度的抵抗。宵禁制度由来已久，同时也是权力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权力将人们的生活世界割裂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时空，白天可以随意活动的区域随着夜晚的降临而成为禁地。对于民间社会来说，老百姓只能拥有白天，他们的夜晚被剥夺。这种剥夺具有连续性和扩张性，它不是一时一地，而是普天之下，王土所及，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权力控制着人们的身体，也控制着人们的身体赖以存在的时间。权力以此来建立自己的权威。人们向权力低头屈服的主要方式就是承认并接受宵禁的合法性存在。而在元宵节这天，大家可以自由地出行，不受宵禁制度的影响，拥有夜间的自由，也就拥有了狂欢的资本。

　　元宵节

　　同时在古代，官与民处在两个阶级，而皇权更是高高在上不可触碰，皇帝存在的两千多年里，无论他（她）的姓氏符号经过多少次转换，也无论他（她）的血缘族裔是什么，相同的禁忌——对于皇帝的身体的禁忌——除了少数为皇帝提供服务的嫔妃和宫女太监，任何人都不能碰触皇帝的身体，甚至不经许可而凝视皇帝也会成为弥天大罪。皇帝和宫廷生活的真相被厚厚的宫墙和烦琐的礼仪包裹起来，皇帝在他（她）人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生活在人们的想象世界里。

　　元宵节的到来为人们创造出了把皇帝从神秘莫测的想象空间拉回现实世界的机会。宋徽宗时代，元宵的当晚，皇帝要亲临宣德楼现场看灯。“至二鼓，上乘小辇，幸宣德门，观鳌山。”当时文人描述了人们看到的景象：“宣德楼上，皆垂黄缘帘，中一位乃御座。用黄罗设一彩棚，御龙直执黄盖掌扇，列于帘外……宫嫔嬉笑之声，下闻于外。”这时的皇帝及其神秘的面孔与民间的距离缩小到了只有一层黄色的丝织品遮挡的程度。某种程度上，皇帝的私生活已经与宣德楼下的百戏和花灯表演融为一体，御街两旁拥挤不堪的人群，在观赏宫门前瑰丽壮观的灯山烛海的同时，也在观赏皇帝和宫廷，也只有在元宵这样一个狂欢的日子，人们才有可能打破平日的上限，尽情地投入娱乐。

　　以物质和肉体为中心的生命诉求

　　元宵节节日期间，占统治地位的理性退避三舍，人们开始用肉体思考。最基本的衣、食等生理欲望的满足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和享用的对象。

　　在节日活动的中心地带，“周回约五七十步，都下卖鹌鹑馉饳儿、圆子、锤拍、白肠、水晶脍、科头细粉、旋炒栗子、银杏、盐豉汤、鸡段、金橘、橄榄、龙眼、荔枝。诸般市合，团团密摆，准备御前索唤”。吃食此时在元宵节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物质的奢华成为竞相仿效的景观。鳌山灯海、琼阁烟花，属于宫廷的奢侈。普通的官宦人家也以奢华的物质消费为荣。“如清河坊蒋检阅家，奇茶异汤，随索随应，点月色大泡灯，光辉满屋，过者莫不驻足而观。及新开门里牛羊司前，有内侍蒋苑史家，虽曰小小宅院，然装点亭台，悬挂玉栅，异巧华灯，珠帘低下，笙歌并作，游人玩赏，不忍舍去。”其实，奢华并非达官贵人的专利，民间也以奢华为乐事。“又有幽坊静巷好事之家，多设五色琉璃泡灯，更自雅洁，靓妆笑语，望之如神仙。”除此之外，大街上表演的舞队、游玩的妇女无不是佩戴贵重首饰，身穿锦绣盛装，竞相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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