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外交》杂志刊载了一篇文章，分析了美国国际政治教授莫妮卡·达菲·托夫特和政治学助理教授西迪塔·库希合着的《死于剑下：美国外交政策的军事化》。文章深入探讨了自 1776 年至今美国海外军事干预的历史。

两位作者指出，冷战结束后，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海外军事干预有所增加。过去，动武被视为最后手段，而现在的美国奉行更具反动性和缺乏明确战略目标的“打地鼠”安全政策。

通过七个章节，本书帮助读者理解美国的帝国主义。作者讨论了美国在不同时期的扩张主义，阐述了外交事件的转变如何导致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她们认为，美国早期的扩张主义受到强大的“天定命运”思想和维护腐蚀性的奴隶制度的国内利益的推动。这导致美国在 19 世纪大部分时间将军事力量用于对美洲印第安人的战争，并通过军事干预向西部扩张。

本书提到，在 1865 年至 1898 年期间，美国选择相对孤立主义作为其“新的大战略姿态”。在 20 世纪初，美国采用新的战略，重点在西半球扩张。1898 年美西战争的结束也为更具侵略性的扩张主义奠定了基础，美国吞并并占领了太平洋上更遥远的领土。值得注意的是，在罗斯福和威廉·塔夫脱总统任期内，美国使用“大棒外交”、“美元外交”和海军力量来保护其在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商业利益。

本书还探讨了美国外交政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生的重大事件。作者追溯了 20 年的危机时期，当时总统罗斯福将美国的战略从孤立主义转变为积极参与的外交政策。尽管采取孤立主义政策，美国仍继续控制有利于其商业利益和自然资源的外国政权。

书中写道，美国总统布什担负着监督冷战成功结束并创建他所谓的“新世界秩序”的任务。这一时期以美国更具干预主义的外交政策而著称，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的大部分外交政策和干预主义都是基于普遍人权的目标。作者强调，冷战的结束给美国带来了不确定性。在没有挑战性的大国的情况下，美国发现自己没有大的战略。美国扩大了北约，组建了其他安全联盟。“9·11”事件后，美国外交政策从多边主义转向“要么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和恐怖分子站在一起”的思维，武力成为其反恐战争全球保护伞下的第一道防线。

回溯美国转向动能外交的历程及其对美国未来权力、繁荣和国际安全的影响，本文探讨了无人机作战计划的兴起，它取代了传统的军事工具，历经历届政府的宏大战略转变。无人机政策反映了美国在全球进行军事干预的最新方式之一。“9·11”事件后，无人机战争已成为美国反恐政策的代名词，长期以来，他们在诸多国家针对所谓武装分子使用武装无人驾驶飞机和无人机。

本书还对“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的后果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将全球军国主义和国防开支置于国内项目和经济支持之上，将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广泛而言，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已从领土扩张转向当代国际政治中的政权更迭。这种在国外进行政权更迭的政策将美国从自由、法治和民主的灯塔变成了一个令人恐惧且日益令人反感的全球行为者。